陈：就是孟子说的“斋戒沐浴然后可以事上帝”。

余：是的，“斋戒沐浴”便是为迎神。先秦各家的哲学突破，大体上说，是要把“巫”的成分从礼乐传统中驱除出去，而代之以“心”。每人都有“心”，如加以修养，即可上通于“天”或“帝”或“神”。所以孔子把“仁”看作“礼”的精神核心，而“仁”必由“心”的修炼而成，因此说颜回“其心三月不违仁”。庄子讲“心斋”，讲“礼意”也是同一方式。“心”打扫得干净了才能使“道”凝聚在其中。韩非“虚心以为道舍”即明显受庄子的启示。《管子内业》中的”精舍“也是指此”心“而言。由此可知，先秦多家都以”心“代”巫“，发展了自己的哲学立场，并对礼乐提出了各种不同的解释和修正。由于以”心“代”巫“的突破，先秦很多思想家都重视把”心“修炼到完全净化的状态，如荀子所谓”虚一而静，谓之大清明“，使它可以引进”道“来，长驻其中。这一特殊的突破背景也给中国传统的思维方式带来了某种特色。最显著即是比较偏重最后所达到的”悟境“（不一定是顿悟），而相对地不甚注重悟道的论证过程。所以我们去诸子书中往往只看到精微的论断语，但不知道这个结论是怎么得到的。金岳霖从西方哲学的背景观察中国哲学的特征，曾指出，中国的知识论和逻辑意识比较不发达，又说中国哲学特别喜欢讲”天人合一“。这两点都与最早以”心“代”巫“的突破有关，但这里不能细说了。

《余英时访谈录》，第60页

这段余先生提出了这样的观点：先秦诸子将”巫“从礼乐逐出，而将原本是由”巫“担任的”天人沟通“职责交于”人之心“。人与天能相通的关节点则在于人心的清静与崇高。这便是先秦哲学的褪魅，对后代思想的影响也很大。或许可以说是中国哲学思辨的底色之一，也不受儒释道各派的限制。

这一看法与我论文中观点一致。然而余先生简单枚举就已得到通达的结果，而我却用了大半篇幅，让人眼晕。记录学习于此。